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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默的荣誉-第24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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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想回日本吗？”
“我父亲希望我留在美国。”她轻轻地，十分小心地回答问题。此时，她已经不再害怕是否会被遣返，或被处决，她只想不玷污家庭的名誉，不伤害彼得。
“他为什么要你留在美国？”他们对她的回答突然很感兴趣，问到了事情的实质，不兜圈子，直截了当。
“他给我表叔来信，认为我在这儿更安全，希望我能完成学业。”
“你在哪儿学习？”他们看上去有些惊奇。他们以为她是个佣人，或是个农民，但她已经习惯于这种看法。
“我在圣安德鲁学院学习。”
他们马上记了下来。
“那么，你想回日本吗？”他们的口气似乎是说如果她有这种想法，他们就会送她回日本一样。但她不想回去。他们曾提出过将那些愿意返回的人送回日本，还允许那些已经加入国籍的人放弃美国国籍，送他们回到从未到过的日本。战时重新安置局也提出要给他们在战时军工厂安置工作，但多数人不接受，他们害怕被送往陌生的地区，害怕在那些工厂工作，怕会受到折磨。在集中营生活似乎好些，他们在那儿有熟人或亲属。
“我希望能留在美国，”她平静，但很坚定地说，“我不想回日本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他们追问。虽然他们在互相开玩笑时说过她多么漂亮，但仍怀疑她。她有着十分吸引人的气质，有一种令人感到不凡的举止。
“如果可能，我想帮助住在美国的亲戚。”她还想说她留在这儿的目的也是因为她有了彼得，但她没有说。她说她热爱美国，这是真心话，尽管她们被重新安置，她还是有许多理由认为她的确热爱这个国家。她还提到，她留在美国是她父亲的愿望，她要服从他的意愿。
后来，他们又回到彼得的问题上来。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彼得这么频繁地到坦弗兰来看他们，他们已将他到坦弗兰的事实记录在案，去过几次，每次多长时间。幸运的是，他们不知道每次彼得和弘子在一起时都干什么。联邦调查局已经在集中营那儿，在彼得去参军时，问过他好多问题，他们对他的回答很满意。
弘子和彼得的回答完全一样。
“彼得要在参军前和我叔叔一起完成他的工作，他要批改很多论文，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完成。彼得曾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主任，我的叔叔以前是他的上司，”他们知道这些，点点头。“所以，他有很多东西要教给彼得。”
“他到那儿也是为了看你吗？”她没有否认，但也没有给他们多余的信息。
“可能，但我们接触的时间很短，他和我叔叔的工作很多。”
他们点点头。在一周里，他们反复向她提出这些问题，问她是否忠诚于美国，或忠诚于日本。她说她没有政治观点，她仅为两国开战而伤心。对她来说，她没有明显忠诚于哪个国家的界限。她热爱她的国家，也热爱她的家庭，但作为一个女人，她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不能加入任何军队。
她回答问题时镇静、自如、简洁、直接。一周后，他们将她的衣服、箱子和标签都还给她。她不知道将会被送到哪儿去，她的回答是否过关，或哪个地方做的不对，这是否意味着再次迁移或被处决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绝不是自由。她会离开这个地方，被送往另一个地方。她和同牢房的人简单地告别，祝她们好运，然后被叫到外面去换衣服。她十分消瘦，但比来这儿时的一个月前要好多了。在监狱的一个月期间，她没有得到表亲的任何消息。
她和六名妇女、很多男人一起被送到大门外，她听到有人将他们说成是“忠诚者”。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走过一条狭窄、长长的路，来到一座破旧不堪的兵营。这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集中营，也可能是她曾经住过的同一个地方。他们进入铁丝网围着的区域时，她看到站在塔楼上执行警戒任务的卫兵，也看到四处活动的人们和玩耍的孩子，看到人们在楼间的土道上手拉手散步，到处都有生机和活力，人们在微笑，孩子们在快活地玩耍。这儿很像坦弗兰，但人数比那儿多一倍，而且一切井然有序。弘子环顾四周，松了口气。一个卫兵递给她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她的号码，还有一个表明她住房的号码。她被安排在14C，她不知道将和谁住在一起。
“房子在你右边第三排，在学校附近。”卫兵自愿给她指路。
突然间，她感到自己已经通过了某种测试，已经进入到另一个层次。大概不会被遣返，不会被枪决。男人们对这种变化很认真，他们交头接耳，互相询问着得不到答案的问题。这儿一切都很神秘，就像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他们被迁到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。
她离开大家，沿着指定的路线走着。没有卫兵，没有同伴。这是她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独自一人，但感觉却好极了，用不着和别人讲话，不用回答任何问题，只有一个人走在路上。她知道卫兵在塔楼上监视着她，到处都是铁丝围栏，但和他们过去的六个月相比，这是自由的感觉。
她看到学校之后，很容易地找到了住房。那儿有一长排破旧的房子，上面标着人们称之为“公寓”的楼号。这儿住着很多大小不同的家庭，每家门前都有标记，还有人挂上了风铃。他们都住在封闭的房子里，不像在坦弗兰时住的马棚。她走着，看到一块写有“图尔湖欢迎你”的标语。一个月来，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在那儿，但也毫无意义。不过，还不能说一点没有意义，因为她感受到了自由。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手里抱着一个娃娃。她戴着一顶线帽，穿着一件厚毛衣，情绪低落，孤独地哼着歌，四处张望。她那伤心的样子令弘子难过。但是，当孩子抬起头来时，弘子马上吸了一口气，是苔米。
“弘子！”她大喊起来，投进她姐姐的怀里。弘子一下子泪如泉涌。“弘子！妈妈！”她大叫着。礼子快速跑了出来，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和一条围裙。现在已是吃午饭的时间，她在利用医院的午休打扫房间。
“啊，天哪！”礼子跑着，大叫。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由于抱得太紧，她俩都感到痛了。然后，她们又很快推开对方，目光中充满担心。“你见到武雄了吗？你去了哪儿？”
“我就在附近的监狱。”她指着她来的方向说，然后又摇头，她不知道武雄在哪儿。礼子听说过在附近有一个专为“极不安全的人”准备的集中营，人们在那里受到审问。她没想到弘子会在那儿，也不知道武雄是否也在那儿。
“你好吗？他们怎么处置你的？”礼子焦虑地问。
“他们问我很多问题。我没见过武雄。”弘子肯定地说，“他也是乘坐和我们一样的车走的，他可能也在那儿。”有很多种可能，她们都知道。他可能到了曼滋那，或在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明尼道克集中营，或被送到其他州的集中营，可能是毒蜥河，亚利桑那州的波士顿，科罗拉多州的格林那达，怀俄明州的哈特山，犹他州的托巴茨；他也可能被送到更远的阿肯色州的罗瓦。在过去的一个月中，有五个集中营相继开放。他们还在阿肯色州又建立了一个叫杰鲁姆的集中营，随时准备接纳被迁居人员。集中营之间有一些通讯往来，但必须经过检查。礼子不知道找谁去打听武雄的消息。毫无疑问，人们分住在不同的集中营，无法知道谁在哪儿，无法取得联系，在图尔湖，每天都能惊奇地看到有新人来。
看到自己的号码，弘子知道她将和礼子、和孩子们住在一起。她们进了屋，看到这儿只有两个小房间。礼子和苔米、萨莉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床上。另一个房间是客厅，晚上肯睡在这里。如果武雄也能回来，他会和肯住在一起，几乎没有弘子住的地方。但有的家庭人口更多，也都想办法住下了。人们不得不这样随遇而安，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他们只被安排住在这里。
弘子发现她婶婶的目光里饱含着忧虑，她很消瘦，一直想急于得到武雄的消息，也挂念着弘子。
“萨莉和肯怎么样？”弘子着急地问。
“他们还好。肯到地里干活，这个季节没什么可干的。这儿有个商店，他帮着整理货物，我想让他有事可做。他本可以上学的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但他不愿意去。”肯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极为愤怒，总是在说这是违反宪法的。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，其他的孩子，还有成人也这么认为。有些第二代移民要放弃公民权，返回他们从来没有回去过的日本。如果他们不想被关在集中营，他们只能要求返回日本，或者到战时重新安置局提供的、在很遥远的工厂工作，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。他们不愿意回日本，但在集中营里，所受到的对人格的屈辱太过分了。他们宁可回到祖先生活的地方，去冒险。
但礼子从未想过回日本，她知道武雄也不会回去，他们已经是真正的美国人，只能等待战争结束。“萨莉上学去了，她交了很多朋友。”这儿有好几个女生俱乐部，一个友谊俱乐部，还有音乐小组，艺术班，园艺俱乐部。他们已经在计划将弦乐队和管乐队合在一起，为圣诞节做演出的准备。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，人们已决心不去抱怨，高扬起自己的头，使自己快乐，这令人难以置信。
礼子跟弘子讲述这儿的情况时，弘子流下泪来。他们是勇敢的人，所以她也无权抱怨，也不应该为彼得哭泣。她们相互看着，又拥抱。礼子又有了找回女儿的感觉，苔米怀里抱着娃娃，也和她俩拥抱在一起。苔米很高兴，弘子又和他们在一起了。
“现在就做娃娃屋，好吗？”她问弘子，那神情又像个九岁的孩子了，已不像几分钟前弘子看到的那么成熟和伤心。
“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材料。”弘子微笑着，低下头看她，紧紧握住她那双小手。
礼子又仔细地看着弘子，她比在坦弗兰时的气色好多了。那时她的胃病很重，还拉肚，她担心地问：“你的胃好点了吗？”礼子仍然像个护士，弘子感到有点意外。
“好多了。”她腼腆地笑了。几个月来没人问过她的身体情况，她感到孤独和易受伤害。她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怀，而不是被审问和回答问题。“你好吗，礼子婶婶？”
“很好。”但她在夜里常常因想念丈夫而失眠，除此之外，她从自己多年的护理经验中知道自己得了胃溃疡。她在设法克服困难。现在，条件还算说得过去，卫兵对人们友好，住在这个集中营的多数人还都比较出色，虽然有时有个别人抱怨，但多数和礼子岁数相仿的人，尤其是妇女，都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条件。有些男人仍然不能适应，他们因不能保护好家人，失去工作，因对目前的情况无能为力而感到有罪；他们干体力活，削土豆皮，在冰冻的土地上挖沟，感到自己已失去应有的作用。这些工作与那些曾经是建筑工程师、机械工程师、教授、甚至农民的工作极不相符。他们感到耻辱。
老人们四处散坐着，回忆着过去的时光，用自己不灵活的手去触摸过去，但无法爱抚未来。唯有孩子们未受多大影响，除了那些患病和弱小的之外，多数孩子都已令人羡慕地调整到现实中来了，礼子有时认为十几岁的孩子们开始甚至喜欢这里了。孩子很多，总是在一起玩耍。他们在一起唱歌，演奏音乐或聊天，开心地笑，这使岁数大的人感到有些受不了。
“我在医院工作，”礼子解释道，“这很自然，这儿有很多患儿，有可恶的流感，近几周麻疹开始流行。”麻疹极大地危害着孩子的生命。孩子们病得很厉害，成人也不例外，不时有老人病倒。他们一旦病倒后，命运多半是死亡。在图尔湖的短短的一个月里，已有一些人死去。要是在别处，这些人的疾病可能不会危及生命。她极不情愿帮助做手术，这儿的条件极差，药品短缺，连乙醚都不够用。
“生活很艰难。不过，我们还得设法坚持。”她苦笑一下。如果和武雄在一起，生活会快乐一些。在整个战争期间，要是武雄一直不在身边，日子会是怎么样，她不敢再往下想。现在，谁也无可奈何。她希望他还活着，能活到他们见面。武雄不喜欢坦弗兰，她也有同感，但那时大家至少还在一起，可此时，除了祈祷和担心外，她想不出任何办法。
“自己帮自己吧，别在这儿生病，”她对弘子说，“别冻着，能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离生病的孩子远一点。我每个月在医院挣十二块钱。”她微笑着帮助弘子打开行李，不满地看着她的衣服。在图尔湖，这点衣服根本不够用。“你最好参加一个编织俱乐部，自己织几件毛衣。”很难找到毛线，有些人拆旧毛衣，用拆出的旧线给孩子或怀孕的妇女织衣服。礼子建立了一个“妇科病房”，但他们不愿在妇女身上浪费乙醚或药品，要留给做大手术的病人，这很像原始治疗方法。
收拾停当后，她们来到室外冬日的阳光下。苔米告诉她，他们正在学校里为万圣节做准备。礼子和弘子在午饭后去医院上班，路上，她们顺便将她送到学校。虽然礼子提醒过她，弘子还是主动要求和她一起去医院工作。弘子认为那儿的工作比在厨房做饭更有趣，更有用。
礼子将弘子介绍给一起工作的医生，医生们很高兴，他们又多了一个帮手。他们发给弘子一件围裙和一顶护士帽。她的工作是整理病房，清洗染上血的床单和纱布，倾倒病人呕吐用的痰盂。快到下班时，礼子微笑着看着弘子。这时，弘子正站在病房外面，一副要呕吐的样子。
“对不起，这儿的工作不怎么好。”
“没关系。”弘子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能出狱就已经很幸运了，她必须做力所能及的事。
几周以后，弘子开始习惯了，她帮助做令自己都感到可伯的工作，也渐渐能和病人谈话了。她是个热心的女孩，每个人都喜欢她。她流利的日语对住院的老年病人的帮助尤为突出，他们还特别欣赏她对日本传统的了解。
肯对弘子的归来表示高兴，因为他可以和她讲自己的烦恼。弘子每次都认真听他讲话。他跟她偷偷说他听到有些第二代日本移民要放弃美国国籍，这样，他们就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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